传承中华文化 推进现代城市文明建设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 张广汉

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让城市规划设计与建筑风貌既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又助力现代城市文明建设，是摆在行业面前的重要课题。结合实践探索与深入思考，笔者从三个维度谈谈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重返本源：

建构城市规划设计学自主知识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理念在城市规划设计领域同样具有深刻指导意义，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其独特的宇宙观、自然观和人文精神，深深烙印在城市规划设计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理念：合法依规、层级分明的礼法思想，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的整体和谐观，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观，因势利导、防治结合的城市公共安全观，东方美学、人文情怀兼具的城市设计观，兼容并包、平衡发展的规划设计管理观。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在雄安新区规划设计中将这些文化理念贯彻始终，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我国城市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城市规划建设要保护好城市历史文脉，当前，我国已经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构建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在历史城区规划建设中，要保护好历史城区内的文物古迹、历史建筑、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延续好城市格局和传统风貌；在新区的规划设计和建设中，比如雄安新区，要注意保护地上和地下的历史文化遗存，保护传统村落和乡愁记忆，保护城市历史文脉滋养人心的崇德善念，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融入现代生活，让崇德向善成为城市基因，方能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处建起一座座“记得住过往、看得见温度”的文明之城。

创新转化：

构建中国特色的当代建筑语言体系

当前，我国城市景观面临两种令人忧虑的倾向：一方面是“文化失语症”，大量建筑盲目追随西方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形式语言，成为全球化浪潮中无根的浮萍，这与我国建筑教育中传统建筑教育弱化有关；另一方面是“文化符号化”，简单堆砌传统建筑元素，制造出一批批仿古赝品。这些建筑文化传承的困境背后，折射出我们对传统文化认知的表浅化，以及现代建筑语言与本土文化融合的创造性不足。

中华建筑文化的精髓，在于其内在的空间哲学与营造智慧：“天人合一”的空间观，“礼乐相成”的秩序观，“因材致用”的营造观，“意境营造”的美学观。中国传统建筑从不将建筑视为独立于环境的客体，而是追求建筑、人、自然的和谐共生。传统建筑空间是礼制文化的物质载体，宫殿的中轴对称、四合院的尊卑序列、祠堂庙宇的空间层级，无不映射着传统社会的伦理秩序。园林的曲径通幽、亭台楼阁的诗意布局为这种秩序注入了“乐”的灵动与韵律。同时，中国传统建筑充分尊重地域材料与气候条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风格，与今天绿色建筑理念不谋而合。

建筑文化的传承绝非简单的形式复制，而是基因的延续与创新。苏州博物馆等优秀设计案例，为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提供了有益借鉴。建筑风貌的文化传承与现代创新，需要建筑师、规划师、文化学者、政府与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在新疆莎车县和喀什市调研时，当地政府提出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新城建筑色彩的选择，希望相关院士和建筑学会组织一批建筑师进行研究。我个人认为，这不是简单的颜色问题，还涉及建筑外观的选材，如果选用蓝色或青色为主色调，材料可能是大块的玻璃，我觉得不是不可以，也要考虑当地灰尘较大，大块玻璃建筑擦洗管理成本较高，也许银灰色铝合金建筑材料可能更好，既耐灰尘又会显得比较现代。我们希望老城是传统的，新城则是现代的。此类基层实践中的现实问题，亟待行业专家深入研究。

融合发展：

构建中华文明的标识体系

构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视觉形象，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任务。城市规划设计和建筑设计，特别是民族地区的车站、码头、机场、广场、公园等公共设施设计，应当鲜明体现中华文化符号，坚决杜绝个别地方追求“异域”风光的错误倾向。

同时，要进一步开阔视野，融汇中华文化遗产、红色记忆、国家发展历程等多方面元素，打造政治性强、内涵丰富、意蕴厚重、接受度高的文化符号及视觉形象。当前，新疆等少数民族边疆地区的城市建设与建筑设计，如何更好体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仍是亟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城市是文化的容器，规划设计与建筑风貌是文化的载体。重返文化本源、推动创新转化、促进融合发展，方能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城市中焕发新生，让城市既具时代风貌，又有文化根脉。

古城保护的“苏州样本”

●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总规划师 姚鹤林

1986年，国务院批复的《苏州市城市总体规划》中明确提出全面保护古城风貌的要求。几十年来，江苏省苏州市始终以敬畏之心守护着建筑高度、色彩与形制的和谐统一。2019年，这份坚守迎来了深化与突破——苏州市政府携手中国建筑学会启动古城复兴建筑设计工作营，通过每年公开遴选优秀团队项目的模式，将单一的规划审批升级为全流程设计管理。如今，工作营已收获多方认可：古城设计水平显著提升，大师改造项目不仅焕发文化魅力，更实现了品牌升级与租金增值的良性循环。

建筑设计管理是完善历史文化

保护管理体系的重要环节

苏州的保护实践早有积淀。20世纪80年代起，便构建了层级清晰的保护框架，率先对建筑高度、色彩实施刚性管控，而这些宏观要求最终需通过每幢建筑的具体设计落地。90年代在干将路的改造当中我们探索了由齐康院士总控的总建筑师负责制，整体风貌得到市民群众的认可。此外，邀请贝聿铭大师设计的苏州博物馆，更成为经典范本。但必须承认，这些成功多依托于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开发模式，难以适配当下的微更新语境。

当前，历史文化传承、城市风貌管控与崇德向善文明城市建设三大任务并行，传统审批模式的弊端愈发凸显。其一，规划与设计存在“语言壁垒”：规划管理依赖高度、密度等刚性指标，将更新方式简单归为维修、整治、改造，追求机械的“修旧如旧”；而建筑师面对这些抽象要求常感困惑，双方缺乏共同话语体系。其二，文物保护与建筑设计易被混为一谈，因此管理与创作过程中常出现标准模糊的问题。

破解困局，需推动管理模式从“单一审批”向“全流程管控”转型。这可循序渐进：一方面，需出台技术政策，鼓励地方优化招投标制度、制定专项定额标准、推广建筑师负责制，破解审计中“对照僵化指标”的保守倾向；另一方面，可明确方向性要求，鼓励各地将建筑全过程管理纳入保护体系，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落到实处，同时保留地方结合文化特色与自然山水自主探索的空间。

建筑创作是落实双创和

多主体参与的重要手段

2004年，贝聿铭在致吴良镛院士的信中写道：“如何将21世纪的建筑与2500年的文明结合，不仅事关苏州，更对中国建筑发展有现实意义”，并提出“中、苏、新三者缺一不可”的路径，强调协调、创新与因地制宜的重要性。这份手札，恰是建筑创作需兼顾传统与现代的生动注脚。贝聿铭设计苏州博物馆时，以“以壁为纸，以石为绘”的山水幕墙替代传统太湖石，用灰白石材呼应古城基调却摒弃小青瓦，正是“苏而新，中而新”理念的精妙实践。

进入存量提质时代，渐进式微更新呼唤多元参与的保护模式。当前不少地方仍依赖国资单一驱动，缺乏内生动力，而苏州古城32号街坊的实践证明，唯有构建“国资+居民+社会资本”的参与格局，才能让古城焕发持久活力。这需要坚守“以用促保”原则，实现建筑文化、功能与资产属性的融合。文化上，在保护前提下赋予传统新表达。功能上，对接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融合现代生活需求与技术材料。资产上，明晰产权、允许流转，让建筑在现代经营中实现保值增值。正如历史上产权的动态更迭始终是城市活力的源泉。

这类创作的综合性与挑战性，远超普通建筑设计，与现有国内奖项体系难以充分适配。为此建议设立专项奖项：既可为实践提供明确导向，更能培育讲好中国文化故事的建筑师队伍，从根源上避免千城一面。

持续放大优秀设计在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当中的价值导向作用

优秀设计的价值，需通过多元机制与社会普及实现最大化。古城复兴建筑设计工作营未采用常规方案竞赛，而是搭建涵盖规划师、文化学者、新老建筑师、运营主理人的交流平台，正因为苏州园林与古建筑承载的文化内涵，远非建筑师个体所能穷尽。

古城复兴建筑设计工作营除传统的建筑设计领域，还将深入历史文化保护各个层面，通过更科学系统的设计，确保苏州古城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得到创造性发展利用；在重要公共建筑设计方面，继续引入国际前沿理念与顶尖设计力量，打造一批具有时代标志性与城市名片效应的精品建筑；聚焦人居环境改善工作，从微观社区空间到宏观城市环境，全面提升古城居民的生活品质与城市整体魅力。

六年来，这种模式已显现放大效应：十全街成立“店铺焕新联盟”，让商户自主选择设计师而非政府包办改造；城乡设计联盟提供专业资源清单，助力人居品质提升。更关键的是，推动自然资源规划部门牵头40余个单位开展城市体检，将品质提升从单一部门职责转为全域协同行动——这恰是对“百步之内，必有芳草”的践行，让设计力量渗透到古城的每一个角落。

社会共识的培育同样重要。我们在工作营基础上打造“古城复兴大讲堂”，邀请大师直播授课，更将其纳入市委组织部干部“菜单式”培训，从专业领域走进政府大院，引发非行业领导干部与市民的广泛关注。

从1986年的规划初心到如今的实践深化，苏州40年的坚守证明：历史文化保护从来不是静态的封存，而是在设计管理中完善体系，在创作实践中激活价值，在社会参与中延续生命的动态过程。唯有如此，千年古城才能在时代浪潮中始终“活”在当下、走向未来。

厚植文化底蕴 铸就城市之魂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名城分院院长 鞠德东

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规划设计，本质上是对“我们从哪里来”的文化溯源，亦是对“我们要到哪里去”的时代作答。唯有精准回应这一核心命题，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贯穿于城市建设全过程，才能构建出兼具文化深度与时代气息的城市空间。如此，方能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为人类城市文明贡献独具中国特色的智慧与方案。

构建风貌统一、气韵贯通的城市格局

城市特色和风貌的形成，首要在于坚守整体和谐的理念，这与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精神内核一脉相承。传承与彰显这份文化基因，绝非孤立复刻局部元素，而需在全域视野中构建风貌统一、气韵贯通的城市格局。

纵观那些风貌独具的城市典范，无不是整体和谐的极致体现。它们留给人的深刻印象，从来不只是某一条街巷或某一栋建筑的孤芳自赏，而是全城风貌的浑然一体。现代工业化建造模式下，建筑风貌的趋同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普遍挑战。正因如此，塑造独特的城市整体风貌更显关键。杭州市“三面云山一面城”和阆中市“阆州城南天下稀”的山水城格局便是绝佳例证。

杭州的建筑虽与江南多地有共通之处，但却让吴良镛先生盛赞其为“城市规划—建筑—地景”三者结合的最高结晶。关键便在于杭州在山水与城市的深度交融中，塑造出了和谐之美。四川省阆中市“处处轩窗对锦屏”的景致，同样以山水、人文与城池的共生共荣，成就了不可复制的城市标识。

城市中，整体和谐的营造离不开对传统营建智慧的当代转译。《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的规制，奠定了秩序井然、主从分明的营城范式；《管子》里“因天材，就地利”的理念，则彰显了顺应自然、因地制宜的生存智慧。

雄安新区的规划实践正是对这份智慧的生动诠释，其萃取传统“方城形制、中轴对称”的空间基因，结合区域自然禀赋，构建出“北城、中苑、南淀”的城园一体格局，成功塑造了中华风范、淀泊风光与创新风尚相融的独特风貌。

广东省东莞市大岭山镇松山湖产业园区的规划，同样践行着这一理念。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从松山湖产业园区建设之初开始，20年如一日，持续不断地为松山湖的发展提供技术服务，将中华优秀传统哲学文化贯穿于城市生长的全过程。从1.0时代的松山湖新城，到2.0时代的东莞生态园，再到3.0时代的松山湖科学城，充分挖掘了松山湖的特殊价值，既避免了千城一面的困境，又实现了山水环境本底、城市整体风貌塑造与现代产业创新发展的同频共振。

践行守正创新的辩证要求

守正和创新是辩证统一的，只有守正才能保证创新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只有持续创新才能更好地守正。在城市建设中，需始终践行守正创新的辩证要求。这不仅对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提出了极高挑战，更需将中华文化兼容并蓄、与时俱进的核心特质融入实践。

一座城市的独特风貌，除了依托天然的山水肌理，核心支撑便是老城区与历史文化街区等历史文化资源富集区域。在此类区域的更新改造中，必须摒弃流于表面的“穿衣戴帽”式操作，杜绝盲目仿古复古的同质化设计，做好新与老的有机融合。随意“穿衣戴帽”和盲目“仿古复古”等做法实则是设计师怠于创新的惰性体现。真正的传承创新，向来知易行难，既要让传统风貌的营造回归本真韵味，又要让新建筑的创作兼具文化底蕴与时代新意，最终实现新旧空间的气韵贯通、自然过渡。北京市崇雍大街更新项目正是秉持这一理念，以“皇城韵、北京味、大师貌、首都范”为核心定位，打造出古今风貌交融共生的城市街道空间典范。

妥善平衡地域性与时代性的辩证统一，这一点在民族特色地区及各类风貌独特城市的建设中尤为关键。既要深度挖掘地域文化内涵，彰显独有的民族特色，也要警惕“符号堆砌”的设计误区。唯有将传承创新贯穿始终，实现地域特点与时代风貌的有机结合，方能构建兼具辨识度与生命力的建筑作品。早年的拉萨火车站、前些年落成的玉树康巴艺术中心，均是民族特色与时代特征完美融合的典范。玉树结古镇灾后重建中，建设团队曾面临两大核心难题：如何把握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尺度？何为康巴藏式建筑的核心特质？彼时，相关文献记载寥寥，实践总结亦十分匮乏。为此，规划设计团队跋山涉水3000公里，走访15个康巴藏区县城，通过实地调研提炼出康巴建筑的核心特征，并联合多方力量协同攻关，最终较好地破解了民族风格、地域风貌与时代特征的融合难题。

同时，要统筹兼顾好统一性与多样性。统一性着眼于城市及片区整体风貌基调的把控，是维系城市辨识度的根基；多样性则致力于展现城市空间的丰富层次与多元体验，是激活城市活力的关键。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以苏州老城为例，其以“粉墙黛瓦”奠定了全城风貌的统一底色，却从未陷入“一白到底”的单调桎梏。正是在坚守总体基调的前提下，鼓励局部空间的多样性与差异化表达，才造就了独树一帜的空间魅力。

拓宽城市风貌管控路径

城市风貌的营造并非静态定格的结果，而是一个动态演进、持续打磨的过程。仅依靠总体规划的宏观布局，或是聚焦单一建筑的孤立打造，难以达成风貌的系统性协调与特色化呈现。正因如此，要凸显城市设计在风貌管控中的核心作用。

以拉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为例，当时便面临一个核心难题：八廓街范围内的传统藏式建筑，其风貌传承方向清晰明确，但其外围的藏式建筑，却需要在坚守地域文化底色与植入现代功能属性之间寻求平衡。为此，地方政府组织编制了中心城区建筑风貌导则，确立“藏风新韵、山水古城”的风貌定位，并推动该导则全面嵌入“两证一书”的规划许可全流程，为地域特色风貌的长效管控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板。

与此同时，国内其他城市也积极拓宽风貌管控路径，通过开展建筑高度等专项研究，将相关管控标准纳入城市风貌管理体系，进一步丰富了风貌管控的实施维度。